9月28日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、前外相岩屋毅带着代表团来华，本想为紧张的中日关系降降温，可见面后，王毅没有先从经贸合作谈起，而是直接把东京审判、和平宪法和历史问题摆到了桌面上。 一句“难以有未来”，把这场会面的分量一下提了起来，日本想谈未来，可以，但有一笔历史账，必须先算清楚。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，王毅当着岩屋毅的面把话说得很清楚：如果日本不愿汲取历史教训，挑战战后“和平宪法”，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、替战争罪犯招魂，就无法面对世界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，也“难以有未来”。 这句话放在这个场合，分量尤其重，坐在对面的不是普通企业家，也不是来参加论坛的学者，而是当过日本防卫大臣、外务大臣的岩屋毅，如今他又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，而这个位置此前长期由河野洋平担任。 这层关系就很有意思了，岩屋毅此行谈的是交流、经贸和关系改善，王毅却先从历史讲起，等于把中日关系最基本的一条线摆在了前面：合作的大门可以继续开，交流也可以继续往前走，但历史问题不能一边往后翻，一边又悄悄改写前面的内容。 所以这场会面的第一层意思，其实已经很清楚，岩屋毅想谈中日关系怎么往前走，北京先问的是，日本究竟准备怎么面对过去，历史这笔账如果始终含糊，未来这本账自然也很难顺顺当当地往下记。 如果王毅只是批评日本，那这场会面反而没那么值得琢磨，真正有意思的是，他紧接着谈到了河野洋平。 河野洋平今年6月去世，此前长期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，1993年他担任日本官房长官期间发表“河野谈话”，就慰安妇问题表达反省和歉意。 这次王毅称河野洋平是“有良知的政治家”，说他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，勇于反省军国主义侵略罪责，因此赢得中国及周边国家人民尊重。 这句话听着像是在缅怀故人，其实放在岩屋毅面前，味道完全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岩屋毅刚刚接过河野洋平的位置，前任是怎么做的，现在就摆在那里。 这就等于告诉日方：中方并不是不愿意同日本打交道，更不是把所有日本政治人物一概而论，谁愿意正视历史、推动和平交流，中方看得到，谁想淡化历史、突破战后约束，中方同样看得到。 话说到这里，其实双方已经把门槛摆得非常清楚，不是说中日不能改善关系，恰恰相反，中方一直给真正愿意改善关系的人留着沟通渠道。 9月24日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，包括岩屋毅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以及日本多个党派人士在内，约1600人参加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北京从来没有把“日本”简单看成一个声音。 日本国内有人希望改善关系，有人强调经贸合作，也有人在历史、安全和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争议，所以这场会面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：北京没有把门关上，但也没有因为客人带着经贸代表团来了，就把最关键的问题藏到桌子底下。 河野洋平为什么值得提？因为他刚好证明了一件事——中日能不能往前走，首先取决于怎么面对历史。 讲到这里，问题就来了，既然岩屋毅都亲自来北京了，日本方面显然也有人知道中日关系不能一直这么僵下去，那为什么王毅还要把话说得这么重？ 原因就在于，现在日本身上同时出现了两股完全不同的力量，一股往前拉，一股往后拽，往前拉的是什么？企业、经贸团体以及一部分希望稳定中日关系的政治人士。 中国市场就在旁边，供应链就在旁边，两国几十年形成的经济联系也摆在那里，做生意的人算账很现实：关系如果长期紧张，最后影响的是投资、订单、人员往来和企业预期。 可另外一边，日本部分政治力量在历史、安全和台湾问题上的动作，却不断给这段关系增加新的摩擦。 今年3月，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谈中日关系时就把问题说得很直，他提到日本现职领导人有关所谓“台湾有事”的言论，并把这一问题同和平宪法、战后历史联系起来，随后特别指出今年又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。 到了9月28日面对岩屋毅，王毅把整套逻辑进一步压缩成三个词：紧迫、重要、根本，紧迫的，是纠正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，重要的，是正确对待历史，根本的，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。 这三个词其实非常有层次，第一个解决眼前的问题，第二个解决两国关系的基础，第三个才是解决日本今后到底怎么看中国。 很多人谈中日关系，总喜欢把问题归结成“双方有没有诚意”，其实没那么简单，外交上的诚意最终得落到行动上。 如果经济界不断来北京说希望关系改善，政治上却不断出现损害互信的言行，那就会形成一个很奇怪的局面：前面有人踩油门，后面有人踩刹车，车里的人再着急，它也跑不起来。 所以王毅这次真正说透的，恰恰不是“中日以后不谈了”，而是反过来告诉日本：如果真的想谈，那就先解决造成关系困难的问题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句“难以有未来”，会出现在这个时候，不是把未来的大门关掉，而是把进入那扇门需要满足的政治基础讲清楚。 如果事情只到这里，还只是中日之间的问题，可偏偏岩屋毅来北京之前，中美之间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。 9月23日至25日，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举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