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8年我在东莞捡垃圾，一个老板的女儿突然拉住我：当我男人行不行

98年的东莞，夏天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，柏油路面被太阳烤得发软，踩上去甚至能感觉到鞋底在微微融化。那年我二十一岁，背着一个快比我人还高的蛇皮袋，在东莞厚街的各个工业区里游荡，我的营生说白了很简单——捡破烂。 我是四川大凉山出来的，家里为了给得尿毒症的母亲治病，欠了一屁股高利贷。母亲没留住，债却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。我没学历，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，进不了那种讲究规矩的电子厂，只能靠捡废品、收破烂来换取微薄的现钞。 那时的我，浑身总是散发着汗酸和铁锈混杂的味道，指甲缝里永远塞满黑泥。每天傍晚，我都会把一天搜罗来的废铜烂铁、硬纸板和塑料瓶，拉到镇子边缘的大废品收购站去卖。 收购站的老板姓林，是个五十多岁的潮汕男人，精明但算公道。不过平时负责过磅算账的，是他刚满二十岁的女儿，林晓月。 林晓月和那些在工厂里打工、喜欢穿的确良花裙子的女孩不一样。她整天穿着耐脏的旧迷彩服，头发随便盘在脑后，脖子上挂着一条油腻的毛巾。她算账极快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一双眼睛锐利得很，谁要是想在废纸里掺水、在废铁里塞石头，绝对逃不过她的眼睛。 我从来不耍滑头，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。有一次，她忙中出错，多找了我五十块钱。那是98年的五十块，够我吃大半个月的盒饭。我走出收购站大门，在路边捏着那张绿色的票子抽了半根红塔山，最后还是转身走回去，把钱拍在了她的账桌上。 林晓月当时愣了一下，看了看钱，又看了看我那身破洞的旧T恤。她没说什么感谢的话，只是把钱收进抽屉，从旁边拿了两瓶冰镇的健力宝，递给我一瓶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她笑，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，疲惫中透着点好看。 日子本来会一直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，直到那年深秋，林老板突发脑溢血，倒在了成堆的废电机旁。 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，人就这么走了。收购站停业了三天，第四天我拉着半车废铁过去时，里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 院子里站着七八个流里流气的社会青年，带头的是个光头，我认得他，是镇上专门搞垄断收购的地痞，外号叫刀哥。林老板在世时，仗着自己有些老关系，还能镇得住场子，现在他一走，这些饿狼就闻着血腥味扑了过来。 林晓月穿着一身黑衣服，孤零零地站在磅秤前，死死护着身后的账本和钱箱。她的两个伙计早就吓得躲进了屋里不敢出来。 “晓月侄女，你一个女娃娃，这盘子你端不稳的。”刀哥吐了一口唾沫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，“乖乖把收购站盘给我，价钱我出两万。要不然，你这门面明天就得被砸个稀巴烂，信不信？” “我爸这块地皮加上仓库里的货，少说值十万！你两万就想抢？”林晓月的眼眶是红的，但声音没发抖。 “十万？那得看你有没有命花。”刀哥一挥手，几个小弟就开始故意踢踹院子里的废旧电器，发出刺耳的巨响。 我就站在门外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理智告诉我，我一个捡垃圾的外地盲流，惹不起这些地头蛇。我默默攥紧了拉车的绳子，准备转身离开。 就在这时，林晓月突然转过头，透过人群看到了我。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，有绝望，有倔强，还有一种像快要溺水的人抓住浮木般的疯狂。 她突然推开面前的两个混混，大步走到我面前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已经一把揪住了我那件散发着馊味的衣领。 “陈平，当我男人行不行？”